又见前中国足协掌门人韦迪

今天和曾8次亲历世界杯现场的中国体育报资深记者周继明还有华奥星空记者郅都一起去拜访前中国足管中心主任韦迪。想当初他的名字在足球界如雷贯耳，而且统领正如火如荼的职业联赛和各级国家队。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敢想、不掩饰自己的观点，然后风风火火地干。

韦迪上任时正是北京奥运会结束不久，他是这样评价自己到任的领域——“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辉煌，唯一丢脸的是足球。根本原因，在于足协国字号组织不力，未能合理规划长远计划。”他承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严重滞后，管办不分，政企不分，我坦率承认这个现象存在，出现假、赌、黑也与体制和机制有关系。”

韦迪发誓坚持抓三条主线：坚持职业化道路坚定不移；大力抓好青少年；切实提高国字号水平。他努力了几年，尽力了，受累了，但没有很大改观，事实证明，中国足球的现状哪怕请个神仙也很难在短期有根本性扭转。后来他调离到汽摩中心担任主任，壮志未酬，奈何奈何。

要说韦迪对我个人还是有帮助的，尽管他并不知道。在他担任足管中心主任后期，他提出中超联赛要不仅仅局限于足球界人士，应该通过选举增加4个社会执委兼理事，后来北京市足管中心主任杨俊生给我报了名，没想到在足协会议上还把我选上了，于是从2011年到2017年，我以这个执委、理事的身份考察了不少俱乐部，参加了多次足协的会议和颁奖仪式。

这6年的收获是在平常状态下不可能得到的，我了解了职业联赛是一项专业性很强并非一蹴而就的系统工程，也了解了足协乃至俱乐部的一些运行方式，知道各个俱乐部老总在白热化竞争中如何斗智斗勇同时不伤和气……。是韦迪制定的政策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恰好我去参加第一次会议他已经调离了足协，而时隔6年多才第一次有机会和他面对面谈足球。

韦迪退休数年，由于对足球的特殊经历，他担任了“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理事长。这个位置虽然没有足管中心主任显赫，但正是抓中国足球最具体的工作。

韦迪谈到，全国体育运动学校曾是举国体制最重要的部分，几代运动员从庄则栋、郎平到姚明、刘翔、李娜、张怡宁再到孙扬、马龙都有过体校经历。但这些年体校的地位比不上那些年代了，全国的体校也从3000多所萎缩到2100多所。其原因是有一个阶段实在养不起了，那时还没有体育彩票，不得不解散一部分或一部分交给社会办。而交给社会办不像体委有经费，为了生存或者赚钱，就不再像体委办体校把培养人才作为第一要素。而成立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也是为了进一步整合体校资源，恢复过去成功的做法，并且与市场和社会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韦迪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举办全国青少年儿童十城市足球联赛，他加重语气说：说中国足球上不去因为中国人体质不如欧美人是个理由，但说不如日本、韩国则不成立，为什么日韩每次打世界杯都轻松出线我们小组出线都那么难？很大原因是我们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从小打比赛的机会大大少于日韩。日韩青少年联赛使球员每年打六七十场比赛，而我们的青少年打到决赛每年也就二三十场。所以有的外教就说，看中国球员训练水平一点不差，可到了场上就不行，就是比赛打得太少。

正是由于韦迪在中国足球界最高职位干过，所以对中国足球的弊病也最清楚。韦迪说，中国青少年组队常常是为了某一阶段的赛事，比如打全运会，你就给我全运会打好名次，以后怎样就不予考虑了。像梅西这样的球员在中国很难出来，他发育晚而且个子矮体重轻，小时候肯定吃亏。所以你还会发现，一些球队的少年球员一二月份出生的多，年底出生的就很少，因为小孩子差一岁就差大了。我们为了让球队能照顾长远，就干脆不计名次而选出最佳阵容，也能减少急功近利。我相信这个赛事搞大了，一能增强学生体质，二能发现人才。

韦迪还说，这个很具规模的赛事采用开放式的，是爱好者都可以组队。中国足协过去很长时间都是从15岁开始组队，现在已经从13岁开始了，而这个赛事可以从更小的年龄段做起。校园足球可以吸引更多青少年热爱足球，但培养足球人才不是普通校园的职责，需要专业性更强的赛事，这就是我们搞这个联赛的初衷，我们坚持几年一定会有成效。

韦迪最后没有用理想化的誓言来设想未来，他只是说过去有过“宝贵的经验，深刻的教训”，这有利于我下一阶段的新的挑战。

不知不觉聊了两个小时，我们需要告辞了。匆忙之中忘了与他合影，好在我把周继明采访的瞬间用手机拍下来。

这次采访收获很大，大后天也就是周五下午2点我将在国家图书馆北区一层学津堂讲座《世界杯与中国足球》，韦迪先生的一些真知灼见我也会增加进去，所以真的受益匪浅。